壮族的内外抗争

历史上，壮族人民为了反抗中央王朝和当地土官、流官的黑暗统治，曾经发动了无数次反封建、反压迫的起义斗争。其中规模较大、影响较深远的有唐代西原州（左江流域）黄乾曜、潘长安、黄少卿领导的起义，宋代广源州首领侬智高领导的“南天国”大起义，宋代宜州（宜山、南丹一带）的土兵起义、抚水州（环江县等）的农民暴动和明代壮族农民韦银豹领导的古田县（永福县地）农民起义，以及府江起义、八寨起义等。

壮族人们还曾经多次和各族人民一起奋起反击交趾（后称安南）封建统治者和倭寇的武装侵略，担负起了保卫祖国边疆神圣领土的重任。

11世纪初期，交趾（今越南）在李朝的统治下逐步强大起来，并推行对外扩张政策，乘北宋王朝忙于抵御北方的辽朝和西夏而无暇南顾之机，摆脱宋朝的控制，频频侵掠我左右江侬峒、黄峒地区和钦、廉沿海地区。熙宁八年（1075年），交趾国王李乾德命其辅国太尉李常杰率10万大军大举入侵广西，水路攻陷钦州、廉州，陆路连陷永平、太平两寨，农历十二月，合兵进犯邕州城（今南宁市）。邕州知州苏缄急调附近各族土兵和汉兵入城固守抗敌，终因寡不敌众，坚守42天而城破。当时，广西左右江溪峒壮丁及壮、瑶族人民，纷纷起来阻击交趾侵略者，截其后路。不久，宋王朝援兵来到。在官兵、土兵及壮、汉各族人民的协同奋战下，终于打败了交趾侵略者，胜利地保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。

明嘉靖年间，倭寇侵入中国东南沿海各地，严重威胁东南海疆的安全。明朝政府征调“俍兵”抗敌，在广西田州府（今田阳县）已故土官岑猛的妻子瓦氏率领下，“俍兵”前往东南沿海抗倭。明嘉靖三十四年（1558年）四月，瓦氏“俍兵”与湖南永顺、保靖“土兵”（由土家族苗族组成）的协同作战，在王江泾（今浙江省嘉兴县北）的著名战役中，一举歼灭倭寇3000余人，取得了抗倭以来的第一次大捷。之后，瓦氏俍兵又在陆泾坝等战役中，屡建战功。江浙一带人民高度赞扬瓦氏俍兵的抗倭精神，广泛传诵“花瓦家，能杀倭”。瓦氏夫人不愧为壮族历史上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的一位女英雄，至今仍为壮族人们所传颂。

近代以后，面临着资本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和国内反动统治集团的腐败统治，壮族人民又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，走上了反压迫求解放的道路。

1851年，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国革命就发生在壮、汉、瑶族杂居区的桂平金田地区，当时参加金田起义的壮族达数千人，约占当时太平军总数的四分之一。太平军离桂北上后，很多壮族将士随军北上，并构成太平天国和太平军的基本骨干，有的还成为重要领导人。太平天国牺牲的第一个领导人，后来追封为嘏王的卢六，是桂平紫荆山高坑冲的壮族；北王韦昌辉，也是桂平县的壮族；北上时担任前军主将、屡立战功，后在长沙壮烈牺牲的西王萧朝贵，是武宣县的壮族；率军北伐，直抵天津、前锋进逼北京，威震中外的两名将领李开芳和林凤翔，都是武鸣县的壮族；太平天国革命后期的中军主将兼正掌率、掌理朝政的赞王蒙得恩，是平南县的壮族；南征北战，攻克苏州，歼灭戈登“常胜军”的慕王谭绍光，是象州的壮族。壮族的革命将领和广大官兵，在太平天国的整个革命战斗中，起了重要作用。特别是壮族妇女和男子一样，转战南北，出生入死，“赤足裹头，攀援岩谷，勇健过于男子，临阵皆持械接仗” ，给腐败的官军以沉重的打击。

太平军北上后，壮族地区的农民起义烽火，此起彼伏，越烧越旺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陈开、李文茂领导的大成国农民运动；黄鼎凤（壮族）领导的贵港农民起义；李锦贵（壮族）领导的上林县农民起义；李文彩（又名李七，壮族）领导的永淳县农民起义和吴凌云领导的战斗于左江流域的“延陵军”起义。他们同太平天国遥相呼应，互相配合，共同打击敌人，为我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19世纪七、八十年代，法国帝国主义以暴力侵吞越南南部之后，接着便向越南北部和我国西南部大举侵略，中国人民被迫奋起反抗，保卫祖国，支援越南人民。以刘永福为统帅的“黑旗军”首先投入战斗。“黑旗军”是在壮族地区建立和发展起来的，其主力是壮族农民领袖吴凌云、吴亚忠所领导的壮族农民起义余部。黑旗军的前营主将黄守忠、左营主将吴凤典等20余名大小将领，都是广西上思、宁明一带的壮族。当法国侵略者侵占河内，并企图沿着红河向我国边疆推进时，黑旗军便应越南政府的邀请，同越南军民一起，反击侵略者，打得侵略军闻风丧胆，如惊弓之鸟。当时战争的亲历者唐景崧在他的《请缨日记》中写道：“河内城虏，夜辄自哗，惊呼黑旗来，敌胆已落”。黑旗军的抗法援越、保家卫国的伟大功绩，是永远不可磨灭的。

1885年2月，法军在尼格里的统率下进攻我国南大门镇南关，炸毁城墙，并狂妄地插上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：“保卫国境的不是石头的墙垣，而是条约的履行。”叫嚣中国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，只有签订投降条约才是出路。但是，边关的壮、汉各族人民，对于敌人的这种嚣张气焰，予以迎头痛击。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，英勇抵抗法国侵略者，发誓“我们将用法国侵略者的头颅，来重建我们的门户”。当清朝爱国将领冯子材率领萃军前来反击时，壮、汉各族人民积极支援，终于取得了举世闻名的“镇南关大捷”。壮族农民蒙大，给冯子材带路，还亲自带领一个敢死队，挥舞着大刀长矛，砍杀了成百个敌人。他的英雄事迹，至今仍为边境壮族人们所传颂。

壮族人民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也是巨大的。1907年的钦、廉、防城起义中，孙中山曾任命邕宁县的壮族农民领袖王和顺（原名张德卿）为“中华民军南军都督”，参与领导这次起义。同年发动的“镇南关”武装起义，孙中山又任命钦州壮族农民起义领袖黄明堂为“镇南关都督”，以凭祥州的李右卿（壮族）为副都督，攻占了镇南关，得到了孙中山的高度赞扬。次年3月，孙中山又以黄明堂为指挥，关仁甫、王和顺为副指挥，发动了云南河口起义。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中，有不少壮族同盟会会员参加战斗，在此役壮烈牺牲的七十二烈士中，就有韦云卿、韦树模等壮族英烈。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起义中牺牲的有壮族革命领袖农实达等。所有这些，都充分表现了壮族人民敢于革命，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气慨。

被毛泽东同志称为“读了半本马列主义，红了半个中国”的韦拔群，于1921年在东兰武篆区成立“改造东兰同志会”，联合了100多名革命青年，提出“打倒土豪劣绅”，“铲除贪官污吏”、“取消苛捐杂税”等口号，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。次年，领导农民武装起义，打土豪，进攻东兰县城，农民武装队伍发展到1500多人。1925年，党在梧州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第一个支部。是年冬，韦拔群等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束后，回到东兰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开展农民革命运动，筹办农民运动讲习所，培养农民运动骨干，宣讲革命道理，并在东兰、凤山等县、区、乡建立农民协会、妇女协会。同年，韦拔群组织农民武装，同当地的地主豪绅作针锋相对的斗争，再度攻占东兰县城。1928年底，韦拔群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此后，他为创建、巩固和发展右江革命根据地，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。

与此同时，奉议、恩隆等地的农民，从1924年8月起，就在奉议壮族黄治峰的领导下，开展了反贪官、反苛捐杂税的斗争。百色起义后，黄治峰历任右江赤卫军总指挥、红七军第四纵队纵队长、红七军第二十师副师长、军部参谋处处长等职。随军北上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，1934年又接受党中央委派，回右江革命根据地开展工作，途中不幸被捕，壮烈牺牲。

1929年，党中央派邓小平、张云逸、叶季壮等到广西开展工作。9月，中共广西省委在南宁召开了广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，邓小平在会上传达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，会议根据“六大”精神，作出了建立民主政府、武装推翻国民党统治、深入开展农民运动等决议。1929年12月11日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邓小平、张云逸组织和发动广西右江两岸壮、汉、瑶等族人民，举行了有名的“百色起义”，成立了有壮、汉、瑶等族参加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，由张云逸任军长，邓小平任政委，下辖三个纵队，韦拔群担任了第三纵队长。同一天，在田东平马镇召开各县农民代表及红七军的士兵代表大会，宣布成立右江工农民主政府，选举雷经天为主席，公布工农民主政府的政治纲领及各项政策，韦拔群、陈洪涛（壮族）为政府委员。接着，右江流域的百色、奉议（今属田阳）、恩阳（今属田阳）、恩隆（今属田东）、思林（今属田东）、向都（今天等县地）、镇结（今天等县地）、果德（今平果县）、隆安、东兰、凤山等地相继解放，并建立了县、区、乡各级工农民主政府。

1930年2月1日，俞作豫领导广西警备第五大队，在龙州宣布起义，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，由俞作豫担任军长，邓小平兼任政委，并成立了左江革命军事委员会。接着左江地区的龙州、宁明、明江（今属宁明县）、崇善（今属崇左）、左县（今属崇左）、雷平（今属大新）、万承（今属大新）、养利（今属大新）等县，也相继解放，并成立了县革命军事委员会。在左、右江流域各县建立了革命政权的同时，都安、南丹、天峨、凌云、河池等县的部分地区，也建立了革命政权。至此，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，拥有广西西部和西南部的20多个县、人口200多万的广大壮族地区，使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高潮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在中共右江特委和各地党组织的有力地领导下，壮族和各族人民一起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游击战争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1949年，广西各地在党的领导下，普遍发动了武装起义，开展人民游击战争，积极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作战，到1949年年底，广西、云南、广东等壮族地区相继解放。